《资治通鉴》是北宋着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是继《史记》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史学巨着，因此有“两巨着春兰秋菊，雄视千古；两司马双峰并峙，流誉天下”的美誉。《资治通鉴》书名取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璀璨结晶。其中，《资治通鉴》对于如何选人用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蕴含着丰富的用人智慧。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资治通鉴·魏纪》有言：“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之所难也。”在司马光看来，治国理政首要的任务便是选人用人，这甚至成为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资治通鉴·汉纪》中记载了刘邦夺取天下后与群臣之间的对话，刘邦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群臣各抒己见，然而刘邦却回答：“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同时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则是“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由此可见，颇具领导智慧的刘邦之所以取得天下，就是因为他知道谁是人才以及如何运用人才，懂得知人善任，具有强烈的人才意识。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资治通鉴》开宗明义第一篇是三家分晋，司马光又进一步追溯到引发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更早的一个事件——智伯之亡。当时掌控晋国大权的有四大家族，除了韩、赵、魏，还有智氏一族，而尤以智氏家族的权势最为显赫。族长智宣子决意立智瑶也就是后来的智伯为继承人，而族人智果坚决反对，认为：“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其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但是智宣子不听劝告，执意立智伯为继承人，果不其然，不仁德的智伯最终导致智氏一族覆灭。而司马光将智伯身死族灭的悲剧归结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由此引发了司马光对于才与德辩证关系论述的一篇史论，也就是着名的《才德论》。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才德论》中关于用人导向最核心的观点。司马光认为一个人的“才”是没有指向性的，“德”才是把控方向的，因此有“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这样的千古名句。同时《资治通鉴》中把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种，并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无才无德的愚人作恶如乳狗扑人，但有才无德的小人作恶，会如虎添翼，危害更甚。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资治通鉴》对于唐太宗的评价非常之高，称其为“千古一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用人策略。《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唐太宗令大臣封德彝举贤的故事，“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其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大臣封德彝的意思是自己兢兢业业寻觅良久，但并未发现才能出众的奇才，而唐太宗则认为人才使用的关键在于知人识人，各取所长。

　　《资治通鉴·周纪》记载子思荐苟变的故事同样阐明扬长避短的用人原则。苟变是大将之材，卫慎公却因其在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而弃用他。子思不以为然，认为“夫圣人之官人也，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所以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木材有长短曲直之分，但是直的可以做车辕，弯的可以做车轮；长的可以做栋梁，短的可以做拱角，无论长短曲直皆有用处。人才同样各有特点，或果敢、或谨慎、或活络、或踏实，取其所长，兼而用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用，“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赵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