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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1-05-31 11:15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各有分说,意见比较集中的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前者以中山大学的吴承学先生为代表,后者以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学的祝尚书先生为代表。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定在魏晋南北朝较合适,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吴承学先生着《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一书已从文章之士地位的确立、文章论着出现并成熟、文章志与文章总集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述。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一词的广泛运用。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内涵复杂,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郭英德在《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一书中指出,东汉时期人们已明确把诗歌、辞章统称为“文章”。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着文章自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书名就鲜明标识“文章”一词。据陈书良统计,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着,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除了几处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示“文辞、作品的泛称”“文采、声律”,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高度重视文章艺术。

          文章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所以讲文章艺术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要求“其遣言也贵妍”(《文赋》),萧统选文的标准是“义归乎翰藻”(《文选序》)。刘勰《文心雕龙》着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篇》),当然这主要是对骈体文的要求。对于其他各式文体,刘勰也强调文采。他说圣贤文章也是讲究文采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龙·情采篇》)经典为后世文章“树表”“启疆”,是“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以,学习圣贤文章,一方面要学其雅正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学其漂亮的辞采。刘勰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自成体系的文章学着作。

          一门学问如果仅仅是散发式的片言只语,那还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史记》《汉书》等也有不少地方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是专门的文章文体学论着。这些专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从其所涉内容来看,俨然是中国文章学的专门论着。据史载,南朝宋明帝刘彧也曾热心撰写文章志:“(帝)好读书,爱文义,在潘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宋史·明帝纪》)也可见当时文坛风气。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着,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着作。这是常识,无需赘言。清代纪昀评《文心雕龙》:“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评论确当。

          文章学理论及实践的深远影响。

          一门学问的成立,不仅要看它何时出现,还要看它对当时和后世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包括骈体文和散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也许有人要问,唐宋古文运动不是反对骈体文吗?其实,唐宋诸大家并不一概否定漂亮文辞,只是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辞藻。黄侃说得好:“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文心雕龙札记》)这跟刘勰“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篇》)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实践上,说唐代骈体文继承魏晋南北朝,恐怕没有人有异议。但要说唐代散文也传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基因,认同的人可能不多。其实,古代就有人认识到唐代文章与魏晋南北朝文章的传承关系,这里略举数例以说明之。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刘熙载:“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之高,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说”弃魏晋南北朝文章学兴盛不顾,也无法合理全面解释唐宋散文兴盛的原因。南宋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批文章学论着,但只能说是中国文章学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成立。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