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张岭村郎中张荫南送儿女和外孙3人远赴革命圣地延安。

　　熹微的晨曦中，张荫南依依不舍，穿越沟壑，翻过邙岭，来到村外的黄河边，从口袋中掏出昨夜通宵未眠吟就的《送别诗》递给儿子张克刚。

　　张克刚展开一阅便泪流满面，清秀隽永的笔迹流淌的是慈父一声声的嘱托：“明知行役苦，不忍便留汝。汝等到人间，父母掌上珠。丈夫志四方，岂别男与女。汝有时乘车，我心寄轮轴；汝有时乘船，我心寄桨橹；有时徒步行，我心寄尘土；异旅风霜赊，我心在露宿。强颜悲做欢，汝去莫回顾。相会如有期，同向光明路。”

　　张克刚强忍泪水，郑重地向父亲拜了两拜，牵起妹妹张熙如和刚刚高小毕业的外甥马载尧的手，迎着寒风，跳上甲板，毅然西行。

　　1880年出生的张荫南，是河南省巩县张岭村人。在河南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弃政归田，承袭父业，行医报国，造福乡里。张荫南把满腔的抱负和寄托凝聚成三个字，手书并刻成木匾悬挂于厅堂之上，名之曰张家堂号“清宁和”：清，就是清正廉洁；宁，就是宁静致远；和，就是和睦仁爱。它从三个层面告诫张家的后人如何做事，如何修身，如何与人相处。

　　张荫南提倡新学，给儿子聘请的启蒙塾师，不仅教经书、数学，还教英语；老人思想开明，关心时政，追求民主、进步，时常引导子女寻求报国的人生道路。军阀混战，日寇暴虐，张荫南时时拍案而起，掷笔长叹，这位常怀救国济世愿望的老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遂决定亲自送子女赴延安参军。

　　一别八年之后，1945年11月的一天清晨，已是武陟县情报站站长的张克刚派侦察员许法政秘密渡过黄河，来到张岭村，与张荫南接上头。许法政从破棉絮中掏出一张不过三寸长的手工白麻纸卷，上有毛笔书：家里人是否健在？如有可能请派个可靠的人，跟许老汉过黄河一趟。如果家里还有钱，让人给我带点纸烟和棉布。

　　家书抵万金，看到儿子手迹，张荫南激动万分。距离儿子上次来家信已有些时日，手里攥着的这张无比珍贵的小纸条，张荫南就知道：儿子还活着！

　　原来，张克刚奔赴延安后，参加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和日寇作战。随着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扩大，张克刚担任了武陟县情报站站长。当时八路军急需侦得一些敌情，但没有稳定的联络点依托，不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太行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情报站设在张荫南家中，一来张荫南是开明绅士，行医济民，在当地声望很高；二来他是送子女参加八路军的老抗属，具备为我军工作的基本条件；三来张岭村正处于郑州与洛阳之间，向南可乘火车涉足郑洛，向北可渡过黄河回到温县解放区，非常具有建站优势。因此，组织上决定由张克刚出面与张荫南设法取得联系。

　　张荫南义无反顾地接受了组织的重托，将八路军太行第八军分区张岭情报联络站建在自己家里，此后积极工作，在国统区掩护、接待我军往来情报人员，尽力资助我党情报工作。

　　1946年5月，孔从洲率国民党中央军第38军55师官兵在巩县起义后，遭遇蒋军疯狂追堵，我党派往孔部的干部包括家属、随员40多人被困在巩县境内，急需疏散转移。张荫南接受任务后，经5月16日和17日两个夜晚，陆续将失散的同志收拢到张岭联络站，安置同志们分批吃饭、休息，并设法帮助全部同志化装后安全转移出张岭村。

　　1947年，情报任务更加繁重紧迫，为了给温县情报站的外勤情报员陈国屏同志筹集国统区流通的货币“法币”作活动经费，张荫南让家里的伙计用马车拉了1000多斤小麦到集市上卖掉，换得“法币”交给陈国屏使用，解了燃眉之急，助力他为我军大反攻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

　　另外一边，张克刚则一手握枪，一手拿笔，一边和敌寇作战，一边奋笔记录下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他以柯岗为笔名创作了大量革命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张熙如也在革命的大熔炉中迅速成长，后又投身于新中国法制事业。马载尧也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从事解放军军队政治工作，一家三代都从军卫国。

　　相会终有期，光明已到来。邙山深处终于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1950年春节前夕，张熙如带着4岁的儿子从北京乘火车、坐汽车，再徒步就近到其姑姑家借了一匹大黑骡子，驮着母子二人跋涉回到邙岭老家。张荫南老人看到家中的“花木兰”回来了，还带着儿子和外孙都平安无事的准确消息，十分欣喜，杀猪宰羊庆祝。老人专程赴北京看望曾被自己送去延安的一双儿女和外孙，看到新中国的蓬勃发展，他由衷地欣慰，1955年在家乡含笑九泉。

　　革命自有后来人。马载尧的儿子马晓天，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忠诚地为祖国和人民守卫了半个多世纪的蓝天。马晓天的儿子张昊则是一名空军歼-20飞行员。

　　如今，孕育他们的张岭情报站，已被张家后代无偿捐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古朴的院落，无声地讲述着先辈们的红色源流，历数着岁月的光荣与沧桑。（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