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end id="h4sia"></legend><samp id="h4sia"></samp>
<sup id="h4sia"></sup>
<mark id="h4sia"><del id="h4sia"></del></mark>

<p id="h4sia"><td id="h4sia"></td></p><track id="h4sia"></track>

<delect id="h4sia"></delect>
  • <input id="h4sia"><address id="h4sia"></address>

    <menuitem id="h4sia"></menuitem>

    1. <blockquote id="h4sia"><rt id="h4sia"></rt></blockquote>
      <wbr id="h4sia">
    2. <meter id="h4sia"></meter>

      <th id="h4sia"><center id="h4sia"><delect id="h4sia"></delect></center></th>
    3. <dl id="h4sia"></dl>
    4. <rp id="h4sia"><option id="h4sia"></option></rp>

        所在位置: 主页 > 廉政教育 > 以史为鉴 >

        历史上有这些战“疫”良方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0-02-12 12:03

        “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战“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周代有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对于中国历代的执政者,每一次疫情的发生,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在这一次次的战“疫”“大考”中,中国人顽强抗争,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

          隔离方

          李兰娟院士指出,隔离病人、控制传染源是最好的防疫方式之一。这是有历史依据的。能否迅速控制疫情,主要就在于地方官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疫疾并飞快地采取隔离措施、保护百姓。《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平时由典甲(乡长)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中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汉代不但延续了秦制中的“疠所”,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庵庐”。据《后汉书》记载:汉军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为避免疫情扩大,所有染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在“庵庐”里,由专人留下来负责隔离治疗。

          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安济坊”。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宋代的隔离医院里不但有病房、医生,还有记录病情的“手历”,并有依据“手历”进行表彰、奖励的年终考核制度。“安济坊”中,病人以病情轻重分区居住,“以防渐染”。明清时期承袭其制,设“养济院”。

          另一种隔离方,是把健康人主动从疫疠中隔离开来。政府鼓励在疫区的居民深居简出,甚至足不出户,以待疫情消解。对抗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不知医必要?时疫》云:“若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以及阖邑,病气秽气,互相传染,其气从口鼻而入。”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现在尽量少外出、不聚集,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最有效、最安全的战“疫”良方。

          医药方

          无论哪个朝代,由政府组织医疗力量迅速救治,都是战“疫”决胜的重中之重。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百姓;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40多个太医奔赴疫区,划片分人负责,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疾疠”,明世宗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从太医院调出大量医生,在北京及周边免费诊治并施药。不仅要“医救”“赐药”,还要“颁方”,这是中国古代政府面对疫情时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从南北朝时期起,政府便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的任务。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圣惠方》《四时摄生论》等方集在战“疫”斗争中立了大功。不少有作为的地方官也积极组织编写实用方书。如虔州知州刘彝撰《虔州正俗方》、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撰《陈氏集验方》、信阳军知军王寔撰《伤寒证治》等。

          这些名方凝结着历代名医的经验与智慧,千年后的今天用之仍有奇效。如余师愚所发明的清瘟败毒散,能治疫疾之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有起死回生之功。广东名医梁玉瑜所用的家传验方十全苦寒救补汤治疗,十日之内,必收奇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如白虎汤,临床常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治症状是风热袭肺,或风寒郁而化热,壅遏于肺。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是我们今天仍需参考的智慧宝库。

          除污方

          疫从何来?中国人早就认识到:疫从污起。脏乱差的环境、被污染的河流,容易滋生并散播瘟疫。

          为消除污染源的隐患,历代战“疫”的地方官都在环境整治上下足了功夫。乾道二年,隆兴府大疫。隆兴城旧,供水的河渠豫章沟里积满污泥、臭气熏天。知府吴芾率众疏浚河渠,禁绝污染,又把百姓迁居到离河渠较远的干爽洁净的高地,“集群医分井治疗,贫者食之,全活不可计”。

          宋神宗年间,虔州瘟疫频发,知州刘彝认为祸根在于水源上游淤塞,以致屡生水患、滋生疾疫。便以“雨污分离”的新思路设计并修建了着名的“福寿沟”,利用地形的高差,采取自然流向的办法,将坡度、断面设计得十分精巧,又依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以防江水倒灌。虔州的瘟疫从此消失殆尽。福寿沟至今仍满足着赣州旧城区的排污需求。即使再增加三四倍的雨水、污水流量,也不会发生内涝。

          清洁方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蒸汽可以消毒,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可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除了蒸汽,熏燃也是战“疫”的妙计。芸香气味芬芳,置于席下则虫豸不生;艾草香气清爽,燃烧艾叶则蚊虫退避。南宋时期,临安城里有很多卖“蚊烟”的小商贩,卖的就是干艾草压制成的香饼。另外,宋人还有一种专门用来熏燃的驱虫药,由木鳖、雄黄、艾草和合,效果很好,有诗为证:“木鳖芳香分两停,雄黄少许也须称,每到黄昏烧一柱,安床高枕至天明”。

          个人必须要高度重视,以保持健康,增强战“疫”的免疫力。《增辅瘟疫论》曰:“有温病而未病者,存于肤理鼻喉之间,温者清之;否,冬必伤于寒……”不仅要勤洗手、口,而且要每日沐浴,衣服要保持洁净、干爽,冷热适度。盥洗不能仅用清水,还需附以澡豆、皂角的帮助。澡豆是一种用黄豆粉混合杀菌药粉制成的小丸,用以清洁面、手,《遂昌杂录》记载:“宋僧温日观……每索汤浴,鲜于公必躬为进澡豆”,可见澡豆是当时洗沐的必备品。此外,宋人还有吃饭、赏花、祭祖之前必须认真洗手的习惯,南宋人所画的《盥手观花图》正是这一良俗的生动写照。

          息疫方殊庆,丰年已报祥。面对险恶的疫情,即使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顽强智慧的中国人民都能不断战胜疫魔。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定必胜信心,奋力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邓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