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明代着名的思想家，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去世后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他在任南赣巡抚时，推行《南赣乡约》，倡导廉洁公正的思想，教化人心、整饬官风、治理社会，成为明代地方官员推行乡约的成功范例。

　　南赣地区位处闽粤赣湘四省交界地带，原先地广人稀，数十里不见民居。后来赣中、福建、广东等地的居民进入此地，与原住居民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成分复杂、流动性极大的流民社会。由于各色流民聚集一起，分群聚党，呼啸山野，掠劫郡县，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秩序，成为明代严重的社会问题。

　　弘治八年（1495年）起，朝廷就在赣州设立了南赣巡抚，专门负责处理四省边界地区的社会问题。南赣巡抚辖地虽有变化，但以江西的安南府、赣州府为主。南赣巡抚设立后曾一度裁撤，到正德六年（1511）又重新恢复。此后，南赣巡抚一直存在至清代初期。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王阳明被擢升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次年正月正式赴任。为肃清南赣地区盗匪，控制社会流动人口，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王阳明一方面利用地方军事力量，全力剿灭土贼，设立县治；另一方面推行十家牌法，兴办社学，倡行《南赣乡约》。

　　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王阳明受宋代《吕氏乡约》和明初乡约的启发，开始在南赣地区推行乡约，这就是《南赣乡约》。《南赣乡约》也称《阳明先生乡约法》，共计16条，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前5条构成，主要讲乡约的组织建设，包括乡约的人员构成、文簿的设置、入约的会费、聚会的日期和约所的选择等；第二部分由第6到第15条构成，主要对同约人、寄庄人户、本地大户和异地客商、亲族乡邻、军民人等、公差人员、各寨居民、招投新民、男女嫁娶、父母丧葬等人员及情况提出要求；第三部分只有第16条，主要讲聚会的仪式。

　　王阳明为推行《南赣乡约》，特地写了一篇“谕民文告”，即乡约的序文，说明推行乡约的原因和目的。他首先认识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的道理，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他认识到，在赣南这个盗贼猖獗、“盗”“民”难分的环境下，廉洁、良善、守法之民如不加入其中，也难有生存的余地，并非老百姓的本性就是如此。乡村无序不只是老百姓的问题，也是当地官员“无道”“无方”的结果。王阳明的这一看法，深刻又切中要害。

　　《南赣乡约》虽然继承了《吕氏乡约》的成风化俗的基本精神，但也有所不同。《吕氏乡约》是民办的乡约，目的在于“乡人相约，勉为小善”，而《南赣乡约》是官办的乡约，目的在于“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在教化和救济之外，《南赣乡约》更多地具有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

　　在重建社会秩序的措施中，包括十家牌法、兴办社学、《南赣乡约》等，都贯穿着廉洁公正的思想。没有廉洁公正的主导思想，没有廉洁公正的乡约明文，没有廉洁公正的执行力量，《南赣乡约》也不会收到那么明显的效果。所以《吕氏乡约》是重在道德感化，而《南赣乡约》却赋予了维护地方安定的职责。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外在行动和表现都是内心支配的结果，要努力在内心中探求和树立“善”和“良知”的一面，使“善”和“良知”成为人们的外在行动，这就是“致良知”。他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良知容易受到外界邪恶和私心杂念的影响，使内心的良知发生背离，使外在的行动发生偏差。所以通过“致良知”，才能使人分清廉与贪、对与错、是与非，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恢复社会的秩序。

　　可以看出，“致良知”是王阳明《南赣乡约》及其所反映的廉洁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体现，这是王阳明从根本上为廉洁政治和重建秩序开出的良方。

　　《南赣乡约》比《吕氏乡约》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强调公正地解决遗留问题。比如，同约之人有危疑难办的事，约长和同约人要帮助他出谋划策，务必合于情理、解决问题。贫困落难的人无力还清债务，要劝债权人予以宽免；如果债权人巧取豪夺，多收债务，一定要退还。被人侵占的田产必须责令退还，各守本分，不得再记前仇。新招抚的人一律勤耕勤织，平买平卖，不能重蹈覆辙等。

　　《南赣乡约》特别提出在当地存在的奢靡浪费现象的危害，规定男女成年嫁娶时，约长等人要告诫女方不能索要太高的聘礼，男方也不能计较嫁妆的不足，要节俭持家，量力而行。父母去世后，衣衾棺椁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办理，不能大做佛事，盛设宴乐，倾家费财。如果不听约长的劝阻，就要作为“恶行”记录在案。王阳明将廉政建设纳入乡约条文之中，作为治理南赣，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

　　在选择乡约组织者时，他也特意强调廉洁的要求。约长要推选“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约史要求“通达明察者”，知约要求“精健廉干者”，约赞要求“礼仪习熟者”。此外，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等人，若有不廉洁不公正的行为，如在乡里强征差役、勒索钱财，就要由官府追究拿问。在王阳明看来，只有乡约组织者的廉洁公正，才能赢得人心，才能保证乡约的执行。

　　在推行乡约时，王阳明特别注意提醒和引导的作用。《南赣乡约》多次出现“约长等劝令”“约长等常宜晓谕”“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的文字。而对于约长等乡约组织者的不廉洁、不公正、不尽责的行为，同样要“呈官追究”。

　　在《南赣乡约》中，廉洁公正成为重建秩序的重要举措。放眼当时的明朝，清廉建设更显得重要。

　　王阳明生活的年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缺失、人欲泛滥，特别是官场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清除腐败现象，形成廉政风气，已成为当务之急。王阳明以“致良知”为行廉治政的方法，时时劝谕、教化人们，引导官吏去贪欲，抑贪念，正心为善，廉洁奉公，并以此来整饬吏制、整肃政风，净化民风，重建社会秩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不仅在南赣地区行之有效，而且推广到福建龙岩、江西吉安、广东揭阳等地，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也就是说，朝廷颁布法令，要求各地举办乡约，各地皆以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为参照，在其基础上有所修改而成，从此《南赣乡约》影响到了全国各地。

　　王阳明在实行《南赣乡约》的过程中，将廉政建设与重建社会秩序相结合的思想，以“致良知”辅以惩罚的方法，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张天社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西安廉政研究中心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