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兵部侍郎朱智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浙江省钱塘县（在今杭州市）。谁能想到，已在朝中宦海浮沉近三十年的朱智并未就此沉寂，而是又开启了一段浓墨重彩的人生。

　　朱智的大部分京城岁月是在军机处度过的。据专门收录清朝军机处有关资料的《枢垣记略》记载：朱智于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先是在工部担任一名下级官员，咸丰八年（1858年），因文字功底扎实被选为军机章京。后累官升任通政使司副使、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但仍长期留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光绪五年（1879年），朱智任兵部侍郎，仅两年后便辞官回到杭州。

　　杭州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就有“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之美誉，如今更是受到万众期待的着名文化旅游景观。然而古时候，因防汛能力落后，每逢大潮，江水就会倒灌进城，给杭城人民带来许多灾难。在杭州流传甚广的“钱王射潮”传说，以及广为后人称道的白居易、苏轼等历任杭州清官治理西湖的事迹，莫不与此相关。

　　朱智所处的晚清时代，国家贫弱，积重难返。朱智亲眼目睹了“镇潮宝塔”六和塔以及江岸的防汛堤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对饱受江潮之害的百姓生活感同身受，于是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抉择——自己筹措资金修塔筑堤，用生命最后的时光来造福桑梓。

　　既无官位职权，又无公款支用，朱智孜孜以求的事业，其完成的难度可想而知。首先是施工条件异常艰苦。据朱智自述，“增脚钉桩，应在水涸见底之时，逐层加高，尤必俟潮汛缓小，方免随砌随冲”，“塔在月轮山巅，前临大江，护塔廊屋支架登造颇涉危险”。正因此工程屡被耽搁，年迈的朱智心急如焚。其次是经费十分困难。据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聂缉椝写给皇帝的奏折称，该工程“共用工料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两”，“历时将及十年”，系朱智“独立捐办义举工程，断无不实，且始终未动公款”。比朱智稍早的胡雪岩，修建住宅时仅一处用于游玩观赏的“芝园”就耗银十余万两。与一掷千金的胡雪岩相比，朱智筹银十万用了将近十年，足见其艰辛，而经费用度精确到“两”，且坚持不用公款，又充分展现出朱智的清廉本色。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积劳成疾的朱智去世。在《代递前侍郎朱智遗折》中，朱智给皇帝写道：“今年入春以来，旧恙增剧，料不久于人世……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遗属家属细心经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十年艰辛，字字血泪，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朱智去世后，他的家属继承遗志，通过艰辛努力，工程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面完工。如今的六和塔，高高耸立在钱塘江畔，塔下绵延数十公里的江堤坚不可摧，它们一起守卫着杭城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人们登六和而听塔铃，望钱江而观大潮，自然而然地会回忆起百年前那位衣着简朴、拖着病躯坚守工地的花甲老人，还有他那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年朱智在工部供职，因官卑职小，其事迹已无可考证，或许这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为他日后筑堤修塔提供了知识储备；中年朱智在军机处当差，虽身处权力中枢，但难有作为；老年朱智回归乡里，以宏大的志向和清白的操守，终于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句号，也为杭城人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直到今天，朱智故居还完好保留在杭州市上城区金钗袋巷，经过精心修缮，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社区工作和活动的场所，继续造福当地群众。（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