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代表了魏晋风度最后的遗响，他的谈谐和清谈相关，他的种种逸闻趣事和魏晋名士任诞、戏谑的人生态度异曲同工，他的诗歌中有谐趣之诗，陶渊明的这些幽默风趣，悄悄隐藏在他自然、隐逸的标签下，不经意间被我们所发现。这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诗人、充满温情的父亲，也是一个喜欢谈谐的朋友，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多面的陶渊明。此点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在诗文中多次展现了其作为父亲的形象与感受。其中有一首写于中年以后（有学者认为是晚年）的《责子》诗读之颇让人感觉诙谐幽默，诗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的题目虽为责子，本以为是要板起面孔来说教，可诗中的描述却充满温情与无奈，诙谐与自嘲。后人对此诗的意旨多有解释，宋人黄庭坚则从诗中看到了陶渊明“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书陶渊明责子诗后》）的个性。
陶潜作于大限将至的《挽歌》诗也被胡适称为“诙谐的诗”（《白话文学史》），另有被朱自清称为俳谐体的《止酒》诗，因诗中每一句都有止字被后人称为文字游戏之作，认为乃“陶公戏笔”“昌黎《落齿诗》似效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读这些诗，陶渊明的诙谐幽默跃然纸上，那么在诗歌中表现出幽默的陶渊明，在史书的记载中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在现存关于陶潜的各种史传中，都记载了他的一些趣事。比如，据《宋书》记载，陶渊明做彭泽令时，为了满足自己饮酒的嗜好，“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这一行为就像任性的小孩儿，让人哭笑不得。又据《宋书》《南史》等记载，陶潜嗜酒，不管贵贱之人造访，有酒辄设，醉了便对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渊明这些逸事，读之每每让人忍俊不禁。后人常把这些行为归于他的真率自然放达之性情，其实这率真之中何尝不包含了陶渊明如赤子一般的真趣与谐趣。如果我们跳脱出通常所谓的真率放达这一评价，换一个视角，从诙谐幽默的角度来看待陶渊明这些颇让人感到好玩儿的行为，不受礼法束缚的做法，陶渊明有如魏晋风度般的种种趣事其实质是对自我的坚守，是个人对社会采取的一种戏谑任诞的态度。
再回到陶渊明的诗歌文本中来看，陶渊明两次在诗中提到有人赏其趣。一是《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诗中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里赏其趣的应该是杂乱言的田夫野老。他们在松树下席地而坐，相谈甚欢，酌觞而忘我，酒醉之后彼此言行失当也无所顾忌。另一首是写于晚年的《答庞参军》一诗，在诗中陶潜也提到“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园林”。这里的客指庞参军，在两人还不十分熟悉的时候，庞参军便很欣赏渊明的风趣或趣味，经常光顾陶潜的住处。有注本把这两处的趣都解释为志趣相投，志趣相投当然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解释，没有问题，可是在第一首诗的语境中，这个趣应该更为通俗，因为普通的田间父老对渊明趣味的欣赏，也许更是因为他的闲情野趣、日常之趣，甚至就是其饮酒之趣，所以才会提着酒壶一一到来。或许也有可能是陶渊明的风趣，不在乎礼法，其行为显得那么独特而有趣。总之，友人赏其趣，这个趣不仅是志趣，还应该包括陶渊明的日常趣味甚至是风趣。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日常之趣呢？因为陶渊明与朋友们在一起除了饮酒闲谈游赏外，他们还喜欢做的事便是“谈谐”。陶渊明在两首诗中提到了谈谐。其一便是上文所引的《答庞参军》诗，在“有客赏我趣，每每顾园林”一句后，陶潜写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另一首是主旨繁多的《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诗中描写了陶渊明因饥饿难忍出外乞食，遇到了热情的主人，两人谈谐终日、觞咏赋诗的场景。前一首诗中的谈谐二字在各种陶诗版本中没有异文，第二首诗的谈谐二字在某些版本中作“谐语”“谈话”等，但是据影宋绍熙刻本，现在一般的通行本仍作谈谐。
而对谈谐的解释，现代注家较多释为“和洽之谈”“谈话融洽”，如龚斌先生的《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或释为“清谈”，如古直先生的《陶靖节诗笺定本》。这两种解释当然都不错，但是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解释。《汉语大词典》释“谈谐”为“说笑”义，并举陶渊明《乞食》诗为例。的确，从历史文献的语境来考察，“谈谐”包含了谈话的谐趣，说一些好笑的事等意思。西晋初夏侯湛在为滑稽之祖东方朔画像写的《东方朔画赞》中说道：“先生环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乐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故正谏以名节。名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这里的赞语和《汉书·东方朔传》相表里，东方朔在浊世中不愿只是自己富乐，所以要出仕为官，但若为官不能行正直之道就要傲世独立，可傲世独立却不能够垂范后人，所以要正直讽谏君主来保持名节，可正谏却往往惹怒君主带来杀身贬谪之祸，不能久安其位，所以要用诙谐的方法委婉讽谏，来取得君王的容忍。这里的诙谐二字在《文选》中作诙谐，而在宋代岳珂编《宝真斋法书赞》中，收有唐人摹写的王羲之书《东方朔画赞》，全文基本与《文选》一致，但诙谐二字则写作谈谐。除去版本文字的讹误等问题，可见在古人的认识中，谈谐与诙谐的意思多有相似。
以上举例可让我们管中窥豹，得知谈谐一词在历代文献的语境中确实包含了说笑、诙谐、好笑之义。回到陶渊明的诗歌中，陶潜与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可见，谈谐并非是俗不可耐的笑话，也可以存在于正经的学术探讨中，这一点又和清谈有关。据香港学者杨勇在《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一文中所论：“世人皆以为清谈是谈《老》《庄》等学术思想，或人物批评；而不知清谈始是谈嘲；滑稽笑语，供人娱心者也。然清谈重心在语言。不知清谈语言之特色，不能治清谈也。且其起源既早，语言亦自具一格：谐辞隐语，最见嘲调、嫚戏、徘谑之特色；滑稽笑语，宜乎辨捷、能言之人之才骋也。”杨勇在文中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了清谈始于谈嘲，清谈的语言具有谈谐之特征。
在陶渊明之后的历代文献中，谈谐一词屡屡出现，而且多是和戏谑并列使用，在史传写到某人时，也多把谈谐作为一种特别的性格特征加以表述。如《旧唐书·王琚传》中，王琚自述“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同书《乔琳传》称“琳倜傥疏诞、好谈谐侮谑僚列”，《贺知章传》称贺知章“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都是特别提出此人谈谐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并加以叙述。史书中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另外，在历代文献中，谈谐还经常和文人雅集觞咏作诗相连，是文人思接千载、反应敏捷、下笔成诗背后的一种有益氛围。如《唐才子传》在谈到文人集会时说：“（往往文会）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斯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可见，古代文人雅集往往在觞咏谈谐中忽略礼法，自由挥发，从而挥毫落墨，技惊四座。谈谐是文人雅集中协调氛围、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润滑剂，是文人们放松心情、活跃思维的助力器。（作者：王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